新疆三年(二)  

 2017-01-18   昆仑网   


 

 

(六)面交毛主席的邀请信

8月18日,我们的电台收到了毛主席致阿合买提江的邀请信。全文如下:

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指1944年9月至1949年10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苏联支持和帮助下,发动反抗国民党政府统治武装斗争,建立的以伊宁为中心的新疆三区政权)阿哈买提江(即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北平

19日会谈时,我把毛主席的邀请信当面交给他们,阿巴索夫当即把毛主席的邀请信翻译成维吾尔文,郑重地一字一句念给在场的人听。当他念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声音也随之颤抖起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阿合买提江等人对信中关于新疆三区革命的评价感到非常满意,备受鼓舞。

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我们的电台复电毛主席。全文如下: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来信收悉。蒙你向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谨此电达。特区人民代表 阿合买提江

                                                                     八月二十日 伊犁

新疆三区负责人经过研究,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和阿山专员达列力汗(即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卫生处处长,阿山专员,民族军副总指挥等职)代表三区,另外加上迪化的罗志(时任新疆中苏文化协会宣传部副部长,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五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七)阿合买提江等遇难,赛福鼎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北平

8月23日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及随行人员乘汽车离开伊宁去阿拉木图。24日坐苏联飞机离开阿拉木图。27日,他们所乘坐的苏联飞机飞到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受当时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影响,直到9月3日,我和新疆三区其他领导人才从苏联驻中国伊宁领事馆得到确切消息。

新疆三区打算继续派三名代表前往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我个人表示完全同意,估计中央也一定非常欢迎,请他们立刻做准备。新疆三区决定再派出的三名代表是:阿合买提江等人离开后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兼新盟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主编),塔城副专员阿里木江(即阿里木江·哈肯巴也夫,乌孜别克族。时任塔城副专员,新盟塔城分会主席)和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时任新疆学院副院长,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9月3日下午4时,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党中央并请求速来指示。党中央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代表不幸全部殉难的消息后发来了唁电,对他们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

党中央希望新疆继续派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9月7日下午,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乘坐苏联派来的飞机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赴北平,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赛福鼎等三人于15日顺利到达北平,赶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四、了解新疆三区和新疆军政当局情况并及时报告党中央

抵达伊犁后,我广泛接触了新疆三区政府和民族军的领导人,包括迪化地下进步组织的负责人,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对新疆地区敌、我、友三方面及新疆三区的情况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在详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通过电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了新疆以及新疆三区各方面的情况,新疆三区领导人的意见和要求也通过电台报告了党中央,为党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根据。

(一)向中央报告的军事情况

在和阿合买提江等人最初三天的谈话中,他们向我全面介绍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我整理后第一时间(8月20日)把有关军事情况电告给党中央。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在新疆的驻军马步芳部的兵力、装备、驻扎地点、部分军队已向内地和敦煌方向撤退的情况;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情况(当时陶峙岳想起义,又怕部下不服,不敢有行动上的表示,其部下也想起义,又怕陶峙岳不听,消息没有沟通);英美势力自动从新疆撤出的可能性极小,他们正在策动一个阴谋,即在国民党马步芳的军队全部撤出新疆、人民解放军向新疆推进时,在南疆策动民族分裂分子打起“民族独立”的旗帜。

电报中还简要报告了新疆三区民族军的兵力、驻扎地点、编制、武器装备和交通运输情况。电报中我还向中央报告了新疆境内其他武装的基本情况,并特别介绍了乌斯满(即乌斯满·斯拉木,哈萨克族。一个小部落的头目,曾拉起一股武装力量反对盛世才,1944年曾一度表示支持新疆三区,1946年,经新疆三区推荐,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阿山专员,后反对新疆三区。新疆和平解放后,他纠集部分土匪组织武装叛乱,1951年2月19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同年4月29日,经人民法庭审讯并举行公审后在迪化被处决)的兵力数量及其动向。

8月20日,罗志从迪化赶到伊宁。在22日我和罗志的谈话中,他谈了迪化近期军事政治情况。23日,我把罗志谈到的军事和政治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第一,关于军事情况,罗志首先谈到,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不久前密令新疆中央军和各军事机关,由于华南战事自顾不暇,无力顾及新疆,要新疆自己计划撤退。国民党军整编78师已经全部撤往陇西,南疆也有部分开始撤退。我当即问罗志,这个情报是否确实?他说,有人亲自看到了李宗仁的密令。同时,国民党西北行辕命令新疆军事供应局将存在新疆的军火全部运往兰州,他们用15~20辆大卡车运了10个昼夜,已经全部运走。从这个方面也证实情报是确实的。

第二,马步芳部驻新疆的骑五军(当时已整编为骑一师,驻守奇台、阜康、迪化等地。师长马呈祥系马步芳的外甥。这里是邓力群当年报中央电文中使用的番号及职务)已经有三分之二调往内地,但军长马呈祥仍在迪化,并在新疆各地拉拢国民党其他派系军事力量及其长官。在骑五军内部,马呈祥利用宗教和亲属关系进行统治,进步回族干部几次打入其内部都告失败。

第三,国民党在新疆的中央军和马家军战斗力较强,总兵力不超过3~4万人,且住地分散,不能集中,加上交通不便,行动迟缓。罗志还介绍了国民党军驻新疆其他的派系、战斗力及其简要历史,并谈到已经被陶峙岳调至东疆的叶成(时任整编78师师长),认为他最反动,坚决反对局部和平。罗志还介绍了他和地下进步组织在中央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宣传工作的情况,以及中央军“士兵厌战、士气不振,愿起义和投诚”的情况。

第四,陶峙岳和包尔汉的情况。天水解放后,陶峙岳从兰州回到迪化,曾和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商讨局部和平问题,并向各方面进行工作。罗志说,陶峙岳如果能争取赵锡光,则在南疆可以争取过来两个旅。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过新疆保安副司令张凤仪正在进行扩大力量的活动,他想扩充两到三个保安团,现在还没有实现。

9月2日晚,我见到了刚从迪化到伊宁的苏联驻中国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阿里斯托夫领事。叶谢也夫带来了一份国民党军7月以前在新疆的兵力部署和团长以上军官姓名的材料,他把这份材料给了我。这是一份比较准确、全面反映国民党在新疆驻军情况的材料。

9月4日,我把叶谢也夫带来的材料整理后电告中央。我在这封电报最后报告说,国民党军的兵力和部署“8月以后又已有新的变动,其中骑一师(即前一电报提到的马步芳部驻新疆的骑五军)大部已调进甘肃,绥来(整编78师师长叶成的部队)驻军近亦开始局部调动”。

9月4日的电报发出后,新疆国民党军的动向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是马呈祥、叶成的军队开始撤退,并且预定9月10日撤完;二是国民党军驻南疆莎车的一个炮兵团在7日正式起义;三是包尔汉的代表在8日到了距离迪化100多公里的玛纳斯前线,并代表包尔汉正式提出要求,在国民党军撤退后的三天内,新疆三区的民族军不要进军。

新疆三区方面估计,国民党军撤退后,这些地区将出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而各民族的反动分子和反动武装如乌斯满等将利用这个空子挑拨各民族关系,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发生社会秩序混乱、民族之间互相抢劫与残杀的情况。无政府混乱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制止,将对人民的生产和财产产生不利影响。

为防止上述局面出现,新疆三区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随着国民党军的撤退,命令民族军跟进接防;二是在国民党军撤退后,民族军派出少数部队和一定数量的干部去接收政权,组织临时政府,维持社会治安。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多延长一天就多一天的坏处,因此再三迫切地要求我请示党中央采取什么妥善办法,并且希望能在10日得知中央的指示。

9月9日,我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把陶峙岳、包尔汉同意起义投诚这一极其重要的消息也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迅速做出反应,10日,毛主席电告彭德怀:“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原准备派三四个军进疆,后来实际上派了两个军。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军事部署的改变,与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准确地了解了上述军事情况有关。

(二)向中央报告的政治情况

在我和罗志8月22日的谈话中,他还谈了新疆特别是迪化的政治情况。23日,我把罗志告诉我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主要内容是:屈武(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在和谈结束从北平返回新疆后,在迪化某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赞同张治中一贯的和平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新气象,由此推动了迪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关心时局、讨论时事的局面。包尔汉、刘孟纯(时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1949年9月26日参加包尔汉领衔的通电起义)和陶峙岳最近曾举行会议,准备接受和平条件,估计可能会有行动。国民党中央在新疆的官员纷纷准备离开、特务大部分转入地下。罗志还介绍了麦斯武德(即麦斯武德·沙比尔,维吾尔族。1947年5月至1948年12月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艾沙(即艾沙伯克,维吾尔族。曾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1947年5月至1948年12月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时任三青团新疆分团干事长)、伊敏(即默罕默德·伊敏,维吾尔族。曾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时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三人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他们反对包尔汉、反对新疆三区、反对共产党的行径;英美驻中国迪化领事官员的行踪及麦斯武德、艾沙与英国驻中国迪化领事接近的情况。

此外,罗志还介绍了他领导的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1947年2月,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新疆三区地下进步组织“人民革命党”合并,共同成立“新疆民主革命党”。省联合政府破裂后,“新疆民主革命党”领导机构撤至伊宁,1948年7月遭解散。留在迪化的成员仍坚持活动并因秘密出版《战斗》杂志,被称为“战斗社”),对这个组织的由来、现状及其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情况作了说明。

9月2日晚,我在伊宁见到苏联驻中国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时,他们告诉我很多迪化的政治情况,我连夜将谈话内容报告了中央。主要是:

第一,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陶峙岳、赵锡光、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时任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屈武同意接受我方和平条件,希望新疆不再发生任何流血和牺牲。他们保证不做任何抵抗,让我方和平接收,并正在做交接的准备(马呈祥除外,他表示要退回青海、宁夏)。他们曾分别找苏联驻中国迪化领事馆总领事萨维列夫要求向我转告他们的意见,并通过叶谢也夫副总领事与我方联络开始具体谈判。这些人中最积极的是刘孟纯,正式要求把他带到伊犁,以便与我方取得联络。

第二,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有一部分人不愿向新疆三区投诚,而要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他们认为向新疆三区投诚丢面子,迪化市现在已经公开谈论和平与投诚。英、美驻中国迪化领事馆随时准备撤退。苏方希望我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与新疆国民党方面开始谈判。

第三,叶谢也夫副总领事说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警惕马呈祥和叶成勾结发动军事阴谋,逮捕策动局部和平的国民党军政高层领导人;二是要特别注意大土耳其主义思想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警惕大土耳其主义者势力、宗教势力和封建主势力结合,再次发生民族之间的屠杀,使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遇到阻碍和困难。

随后,我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了解了新疆国民党军政高层领导人的情况,连续三天向中央报告。其主要内容是:

新疆国民党的军政高层领导人酝酿和平运动已有一段时间;目前,国民党军政高层中赞成和平的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已处于优势地位;国民党军政当局最大的顾虑是叶成、马呈祥的动向,他们正在极力推动叶、马撤离新疆,因此要求新疆三区两周内不要出兵,以免发生意外;陶峙岳表示愿把新疆国民党军队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他本人希望回家当老百姓;国民党军政高层为表示和平与投诚的诚意,准备采取行动;叶谢也夫副总领事对张治中、包尔汉的看法;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迫切要求与我方联络。

叶谢也夫副总领事希望我方与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尽早取得联络,他可以负责介绍并保证我方代表安全,并表示为尽快与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接上头,最好先由我与对方接触。对于这一条,我明确告诉他,必须在我得到中央指示后才能奉告。我在2日、3日与叶谢也夫副总领事和阿里斯托夫领事的谈话中,只是详细提出问题,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发表意见。

9月5日,涂治从迪化到伊宁后,我立即请他写了一份迪化最近政治动向的材料,当晚即报告党中央。涂治写的材料中有些情况我已经掌握,可以和从罗志、叶谢也夫副总领事那里得到的消息相互印证。

对于涂治报告中关于叶成、马呈祥、罗恕人(时任国民党整编179旅旅长)同意和平转变,但不愿在新疆受三区方面的改编,而要开到酒泉接受解放军改编的情况我很警觉,当即问涂治,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要开往酒泉,有没有表面投降实则抵抗的阴谋。涂治认为有这种可能,但酒泉给养困难,他们即使有阴谋也难于实现。

涂治的报告中谈到麦斯武德、艾沙、伊敏时,认为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政治上已不起作用”。涂治在报告的最后说,各族工人、学生、公教人员、士兵、中下级官兵、小商人,由于吃不饱、穿不暖,都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欢迎解放军早日来解放他们。迪化市现在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太阳快出来了!”

(三)向中央报告的财经情况

我到伊宁不久,阿合买提江和我谈了新疆三区财政经济的简要情况,8月26日,我把整理后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主要内容是:

新疆三区在行政上还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但在经济上伊犁、塔城、阿山联合组成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全部军费由伊犁区负责支付,塔城区将牧税交给伊犁作为补助。除此之外,三区原则上规定自给自足,各有独立的财政预决算;三区有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由于纸币价值不稳定,三区在财政预决算会议上不用纸币作为计算单位,而是采用对外贸易时土产换工业品的一定比值作为不变的计算单位,计算单位的名称叫做“索木”。三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都非常落后,农产品的产量比较低(在伊犁,水田小麦亩产约240斤,旱田小麦亩产约160斤,其他粮食亩产也大约是160斤)。伊犁地区的农民一般都是农业兼营畜牧业,单纯经营畜牧业的极少。

涂治到伊宁后,我还让他写了一份关于迪化财政经济方面的材料,于9月7日报给中央。

在关于迪化财政经济的材料中,涂治首先介绍说,1942年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后,新疆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联系起来。由于法币特别是金圆券疯狂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硬是拖垮了新疆币。新疆省政府不得已在1949年5月发行银圆券,同时铸造银元,收回原来发行的新疆币,并且和金圆券脱离关系,拒绝其入境。此举虽然在短期内收到了平抑物价的效果,终因生产停滞、对苏贸易未能恢复,国民党中央的经费来源断绝,银圆券已经贬值200%。最近,新疆省政府决定铸造金圆,但只有黄金9000多两,短期内就会耗尽。

涂治介绍说,新疆的税收已经养不活税收人员(仅够30%),因此不仅对新疆省库无补,反而加重负担。最近新疆省政府已经裁撤了税收机关,其职责由县政府兼办。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在迪化的分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空架子。

涂治还介绍说,国民党驻新疆军政机关以及军队的开支,估计每月需要银元券80万元,约等于新疆全省10个月的开支。南京解放后,他们的经费来源断绝,军方只得强迫新疆省政府借支(长官、职员每月借支5元,士兵每月借支1元),5、6月已经照借,7月起已经无力供给了。由于军费无着落,马呈祥从青海运来大批烟土发给官兵当军饷,结果迪化市烟土泛滥,价格从一两黄金买一两烟土跌到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两烟土。

由于新疆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治中企图恢复对苏贸易和经济合作。1949年春天,新疆当局开始同苏联谈判。对于新疆与苏联的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美国政府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因此不敢批准,新疆的财政经济困难也就没有办法解决。

(四)向中央报告的其他情况

为了让党中央和毛主席系统、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新疆三区各方面的情况,我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其他情况,如新疆三区的历史及近期状况,他们出版、发行的报刊,我从报刊上看到的新疆三区关于民族政策的意见等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这里要强调一下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同阿合买提江的最初会谈中,他提出了新疆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和问题。在8月21日的电报中,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关于民族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由于历史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多次互相屠杀,导致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的摩擦和仇恨。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这种摩擦和仇恨更加严重和复杂。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民族运动都是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目的是把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因此,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中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很深。

关于宗教问题,阿合买提江介绍说,此地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宗教的势力非常大。伊斯兰教的信徒受宗教情绪影响容易产生盲目排外倾向,容易把非伊斯兰教的人看成敌人,对于压迫民族则更容易产生仇恨,而美英帝国主义则利用这点来策动挑拨离间的阴谋。

阿合买提江认为,新疆产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础是没有工业,是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统治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父子之间是从属关系,因此家族观念深,地方观念深,封建势力的统治特别牢固。

为了能使党中央全面了解情况,我在很多电报中都是向党中央原原本本地报告谈话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意见等等,对他们讲的东西不加任何修正和删节,只是对文字作了一些整理。

五、秘密进驻迪化

1949年9月初,新疆和平起义的形势逐渐成熟。随着新疆军事、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我到迪化对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开展团结争取工作的各方面条件具备了。

9月2日晚,我见到了驻伊宁的阿里斯托夫领事和刚从迪化到伊宁的叶谢也夫副总领事时,叶谢也夫向我说明迪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内部主战和主和的争论情况后,还讲了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曾分别找到他,要他向我转告他们希望和平起义的愿望,并要求通过他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中,当时担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的刘孟纯最积极,已经做了不少有利于和平起义的工作。9月2日,叶谢也夫的飞机从迪化起飞前,刘孟纯去拜访叶谢也夫并正式要求把他带到伊犁来,以便与我取得联系。根据这些情况,叶谢也夫建议我到迪化去,做争取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的工作。当晚,我就把谈话内容电报党中央,并希望迅速给我指示。党中央很快复电,同意我到迪化去。

9月11日下午,我与新疆三区临时负责人商量去迪化问题时,他们有些担心。因为阿合买提江等人牺牲后,赛福鼎又去了北平,留下的负责人担心自己经验不足,工作上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我从此移驻迪化,新疆三区方面和中央的联络将要中断或很困难,但是为了尽快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接上头,新疆三区负责人同意我快去快回,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伊宁之间。当天晚上12时,我把他们的意见报告给党中央。

9月13日,我收到党中央回电,同意我去迪化一个星期,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宁之间。

9月15日中午,我带着张治中致陶峙岳和包尔汉的电报,同一个译电员乘飞机从伊宁秘密抵达迪化。从飞机下来后,包尔汉第一个上来和我紧紧握手、热烈拥抱,到机场迎接我的还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他们也表现得非常热情。包尔汉兴奋地拉着我上了他的汽车,让我和他并排坐在一起。汽车启动后,包尔汉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邓力群同志,考虑到你来迪化后的安全问题,请你就住到我的家里。汽车径直开到包尔汉家时,看得出来,他家周围和院子里都明显加强了戒备。包尔汉家四周是一个很大的果园,他安排我与他住在同一栋平房里。这栋平房中间有一个大客厅,旁边是一个小会议厅,小会议厅旁边有三间房子,一间是包尔汉的卧室,卧室左手这间住着他的夫人和孩子,右手那间是他的书房,就安排我住进他的书房,译电员就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面。他不仅让我住在他家,而且为我进行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我同迪化许多人的接触谈话都是在他家进行的。他对我态度非常亲热、随便,不是把我当作客人招待,而是当作自己的家人。他对我说:“我们家一日三餐吃什么,你来了也吃什么。我该上班照常上班,你的安全问题我们有部署,不必担心。”为了保证我的安全,他还专门召集全家老少开会,再三叮嘱不许对外面任何人说起我来到迪化、住在这里的事。所以他家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守规矩,平时从不踏进我的房间半步,更不会在院里大声说话。我住在他的家中,真好像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我明白他这样做,是从保证我们安全考虑的。因为当时的环境还相当险恶,国民党新疆驻军的态度尚不完全明朗,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正在进行最后的挣扎,甚至企图暗杀包尔汉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包尔汉敢于让我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联络员住在他家里,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胆略的。

六、新疆和平解放

(一)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起义

我9月15日中午秘密抵达迪化,到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前后只有10天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令人难忘、异常繁忙的10天。10天中,我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转的电报共计15份,很多是和各方面人士谈话的记录,经过整理后,发给中央。每天到我住所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新疆军政高层人士,也有在新疆受我党影响的青年,还有迪化三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在此期间,通过多次交谈,我同包尔汉在新疆和平起义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接下来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做好陶峙岳的工作。

9月16日,我找陶峙岳谈话,向他转交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张治中在电报中说:“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中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后来我才知道,9月8日,毛主席曾将张治中请到中南海,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敦促新疆军政当局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毛主席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表示,自己早有想法,只是5月以后音讯断绝,不知道怎样和新疆方面取得联系。毛主席告诉张治中,我们已经派邓力群先期到达伊宁,并建立了电台联系,你的电报可以发到伊宁,由邓力群转送迪化。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又致函张治中,委托他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并谈到:“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

陶峙岳知道,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在国共和谈破裂后,没有回南京而留在北平了。他看到中共中央很重视张治中,重视他在新疆的影响和作用,心头的疑虑开始消除。显然,毛主席让张治中发给他的电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陶峙岳的疑虑开始消除,但是,在起义的问题上,一开始并不顺利。陶峙岳对我讲:胡宗南还有几个月的军饷未送来。只要军饷一到,马上宣布起义。当时,胡宗南在陕西还有一个军的部队,陶峙岳手下的顽固分子仍对胡宗南抱有幻想。不久,胡宗南的这支部队被我西北解放军消灭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才看出没有希望了。于是,包尔汉与陶峙岳紧密合作,出了一大笔收买费,终于迫使马、叶、罗同意交出兵权,尽快离开新疆出国。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我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并要我转报中央。我看过以后问他们,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的前提条件?他们说,意见书所提不是此间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实现转变后,他们对今后解决新疆问题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我中央决定。他们肯定而明确地告诉我: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进入9月以来,包尔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邀请各族耆宿及有声望的人士30余人举行座谈会,详细阐明了省内目前形势及政府保障和平的决心。与此同时,他对亲英、亲美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加紧斗争,查封了他们办的反动报刊,还撤换了一批反动官员,如喀什专员乌迈尔就被撤职。包尔汉等人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为和平起义排除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9月19日,包尔汉通过我给毛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当时,包尔汉还写了一首汉文诗,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了。

陶峙岳在做反动分子的工作时,说过四句话,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逼之以势,诱之以利。这四句话表明,在新的形势下,陶峙岳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兰州的解放,新疆的反动分子是绝不会投降的。9月20日以后,陶峙岳把最反动的师长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及省政府副主席伊敏等20几个人,分批经过南疆送往国外。至此,新疆和平解放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做陶、包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我还迅速地和迪化各地下进步组织取得了联系,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当时迪化的地下进步组织有战斗社、先锋社(原名“中国共产党新疆省支部”,1947年11月7日成立于迪化的地下进步组织,后因出版地下刊物《先锋》,故又名“先锋社”)、民主青年团(由包尔汉之子努斯热提等一部分积极追求进步的少数民族青年建立的地下进步组织)等,他们在各族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为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扩大我们党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和省政府,先后由陶峙岳、包尔汉领头,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消息一经传出,各族群众欢欣鼓舞。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嘉勉。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伟大的日子。10月2日,迪化市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党政军民群众大会。我和包尔汉等人一起走上了主席台。这是我来到迪化后,第一次在公众前露面。当时,我穿着西装,戴着礼帽,虽然没向大家作介绍,但是参加大会的进步分子都看得很清楚。跟我联系过的人,都说这就是那位共产党的代表。我虽然参加了庆祝大会,但没有在会上讲话。

(二)大军进疆

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民解放军何时进疆。有人认为越早越好,而陶峙岳则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由他的军队把新疆的局势稳定下来,然后,解放军从容进疆。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急进或者缓进。

实际上,新疆和平起义后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先后在哈密、库车等地制造骚乱,抢劫银行,杀戮群众,当局无力掌控局面。对此,包尔汉作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他在10月5日致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文中称:“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

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了进军新疆的指令。10月6日,彭德怀来到刚解放的酒泉,会晤了陶峙岳,同他交谈了解放军加速进疆、起义部队接受改编等问题。

10月10日前后,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等从北京飞抵迪化,罗立韵也同机抵达,见面后,大家都格外高兴。

10月12日,人民解放军二军四师和战车五团装甲车营作为入疆先头部队,从玉门出发,驱车西进。第二天,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军指、五师离开酒泉向新疆进发。随后,苏联支援的运输机抵达酒泉,帮助运送入疆部队。几万部队,数路大军,犹如滚滚洪流,锐不可当,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10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迪化。在迪化市举行的欢迎解放军的大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指出:“从今以后,我们全中国和新疆进到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建设时期,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时期。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我们有信心解除困难,克服困难;而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方针与道理,仍然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团结战胜一切’。”

党中央对解放军进军新疆非常重视。10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11月7日,王震司令员及六军军长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等飞抵迪化。8日,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王震在讲话中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并向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对解放军的热烈欢迎和爱护,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后,新疆的各项工作在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全面有序地展开。

随着各路部队向新疆的大进军,到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从而结束了反动派对新疆各民族压迫的历史,开始了新疆各族人民平等、民主的新时代。

新疆地域辽阔,地理和民族宗教情况很复杂,严冬又将到来,近10万人民解放军要在短期内驻防新疆各地,面临许多困难。我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帮助进疆人民解放军解决交通的问题,不仅把新疆各路交通、可供使用机场状况及其呼号情况及时电告即将进疆的人民解放军,以供确定进疆的计划和路线之用,同时还和包尔汉及新疆三区临时负责人分别商谈,要他们给予帮助。包尔汉答应尽最大限度调集300辆汽车和相应汽油供我军使用,三区方面也调动了仅有的40辆汽车,并提供200吨汽油、20吨滑机油给我军;粮秣、被服也是人民解放军进疆面临的又一难题。因路途遥远,靠内地供给难度极大,只能在新疆就地解决。经我出面,包尔汉表示粮秣可由省政府先解决,但省政府掌握的粮食有限,又要供应数万国民党起义部队,长期供应将很困难。我请示中央后,同新疆三区临时负责人商谈,通过三区提供的农业生产盈余和向人民募捐等方式很快筹措小麦千余吨,并筹集经费在伊犁采购了一批粮食,由此基本保证了进疆大军的粮食供应。大军入疆前,正是秋冬之交,尚未换上冬装。当我得知驻疆国民党供应局库存有棉布万余匹、棉花20万斤、缝纫机900多台的情况后非常高兴,通过萨维列夫总领事,与驻疆国民党供应局商洽,把它完整地保护了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入疆部队的冬装问题。此外,解放军进疆驻防时还会遇到不懂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等问题,我及早向中央建议,由新疆三区各派出一个团开往迪化和阿克苏,然后分兵配合人民解放军驻防各地,同时还从伊犁挑选了一批表现好、了解和熟悉南疆各地情况的少数民族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由赛甫拉也夫率领,前往南疆各地协助人民解放军驻防。临行前,我对他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纪律教育、与人民解放军会师的友谊教育,如何对待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政策教育,组织有关人员把人民解放军宣言、布告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译成维文印成小册子,发给他们人手一册,还组织他们讨论。这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保证了抽调的民族军和工作团顺利地完成了配合解放军驻防新疆的任务。

                                                             (摘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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