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年(一)  

 2017-01-17   昆仑网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1949年6月,党中央把我从东北急调北平(今北京),随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期间,中央又指示我转赴新疆,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担负中央与新疆进步力量的联络工作。新疆和平解放后,遵照中央的决定,我继续留在新疆,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以下简称“新疆分局”)委员、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务。从1949年8月到1952年10月,在新疆工作战斗了三年多。

一、准备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

1949年6月初,中共辽东省委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个电报,限时限刻让邓力群到北平报到。到北平做什么工作?电报中没说,省委书记张闻天也没有说。到北平后,我住进香山的中央机关。这是我第二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北平读中学。

有关部门领导同我谈话后才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在5月时决定组织一个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准备实行的内外政策,征求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争取苏联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外事活动之一。中央决定让我做代表团政治方面的秘书,黄韦文做经济方面的秘书,戈宝权做文化方面的秘书,师哲是翻译,吴振英负责机要工作,他手底下有七八个机要人员。中央还决定,待访问结束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将留在莫斯科,做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我到北平时,刘少奇正在为秘密访问苏联做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找各个部门向他汇报情况,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资料,准备同苏联交流。我旁听了一些部门的汇报,如李维汉汇报统一战线工作、罗瑞卿汇报公安部门的工作等。

二、由莫斯科转赴新疆

(一)在莫斯科的日子

1949年6月21日凌晨,我们随刘少奇、王稼祥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离开北平。经过沈阳时,高岗同我们汇合,然后一起坐火车到大连。罗立韵此时还在沈阳工作,她恰巧出差了,没有见到。到了大连,代表团成员统一换上西装,这是我第一次穿西装。试装时还称了一下体重,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好65公斤。代表团在大连换乘苏联飞机,中途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6月26日下午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代表团成员都住在市区的一个公寓里。6月28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被邀请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这次会见除翻译师哲参加外,其他工作人员都没参加,至于具体谈了些什么,刘少奇等人也没和我们说。高岗在和我们聊天时说,斯大林这个人很幽默,说着说着就把我叫做张作霖了。高岗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斯大林把他当作“东北王”了。可以看得出来,高岗说这话时非常得意。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时间学习苏联经验,希望邀请苏联主要部委的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介绍苏联的经济建设、国家组织、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等方面的经验。可能是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求知若渴的态度感动了斯大林,刘少奇提出的考察内容斯大林不但同意而且高度重视。按照苏联的安排,苏联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国家银行、外交部等十来个部委的负责人同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使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的情况有了直接的认识。为了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保存下来,我们几个人开始分头整理材料。

由于是秘密访问,规定不准我们上街,也没有组织参观,但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与此同时,心中也常常有些不安,主要原因是不懂俄语,听不懂广播,也看不了报纸,虽然国内每天有新闻要报(即新华社的要闻)送来,但传到我们那里已经过了三四天,有时甚至是一个星期前的消息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其他各项任务也十分繁重,处在国外那样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内心感到不安。另外,就是想家庭的事。出国路过沈阳时,没有见到罗立韵,她正好出差下乡了。到莫斯科后因为要保密,不能写信,彼此的情况都不知道。当时还了解到,湖南正在酝酿起义,我非常担心大哥邓飞黄的情况,他究竟是留在大陆,还是到台湾去。总之,心里总感到不踏实吧。

(二)接受新任务

有一天,王稼祥忽然找我谈话。他说,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的几个秘书在访问完成之后就留下来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派人去新疆,同在伊犁的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的政权、军队和团体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把那里以及整个新疆各方面的情况系统地报告党中央和西北战场的彭德怀。从国内派人来不及了,中央和代表团决定派你带三个报务员到新疆伊宁,组建电台开展工作。

对我来讲,这个任务是生疏的,没有任何经验,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有机会回国,可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了。我当即答应王稼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三)新任务的背景

这里要讲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在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英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四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部队主力进入新疆,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在新疆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美、英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如果这个阴谋得逞,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方面向中共中央代表团通报了这个情报,并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

苏联认为,如果美、英的阴谋得逞,解放军进军新疆就会遭遇重大阻碍,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转变为国际问题。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和新疆接壤的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另外,苏联方面知道我们解放兰州后,准备到1950年再解放新疆。因为解放军进入新疆,不仅要先解决“四马”的军队,而且要经过河西走廊,那里有不少地段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公路路况极差,而我们的军队缺乏汽车等运输工具。为使我们尽快解放新疆,苏联方面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苏联方面还向中共中央代表团讲,新疆三区一直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与苏联有联系。苏联希望中共立刻派人与新疆三区联系,让其从西边配合进疆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形成一个东西夹击的形势。苏联有关方面同时表示,如果中共派人与新疆三区联络,他们可以提供帮助,进行协调。

刘少奇马上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并建议选派我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从莫斯科直接去新疆,做新疆三区的工作。中央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极为重视,决定把解放新疆的时间从原计划的1950年提前到1949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中央决定在西北战场加强打击力度,把“四马”势力全歼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境内,不让其逃往新疆;另一方面,中央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同意他选派邓力群去新疆的建议,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以便了解同解放新疆相关的重要情况。这样,刘少奇就和苏联方面商量,决定由苏联有关方面协助我去新疆,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与新疆三区建立联系。

(四)刘少奇的叮嘱

在我一切准备停当临出发前,刘少奇专门把我找到他的房间去谈了一次话。他深知此行事关重大,所以非常严肃地叮嘱我说,你这次去新疆,名义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主要任务是建立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到那里以后,要详细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收集军事方面的情报、资料,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请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不准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这是纪律。我说,重要的问题我当然要请示报告,但是如果他们那里有干部学校或训练班之类,要我去讲讲毛泽东思想、介绍一下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去?刘少奇说,已经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可以去讲,有书为证嘛!

刘少奇同我谈话后,交代有关同志给了我三四万卢布作为活动经费。临行前,苏共中央联络部的有关人员还专门向我介绍了新疆三区的一些具体情况。

(五)踏上祖国的大地

1949年8月8日,我和三名报务员段恒德、李东祥、王乃静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路上走了五天五夜,8月13日,到达苏联中亚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苏联驻中国伊宁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已经先期到达迎接,有关方面人员安排我们在阿拉木图住了一夜。到达当天,我还请苏联有关方面人员帮助,把临行前刘少奇给我的卢布全都存进了阿拉木图的银行。

8月14日一大早,我和三名报务员在苏联那位副领事的陪同下,分别乘坐两辆汽车(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小货车)从阿拉木图出发前往霍尔果斯。霍尔果斯是蒙古语,意思是“放牧的地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远在隋唐时就是东西方交通枢纽。1851年,中俄在伊犁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霍尔果斯成为中俄通商要道。1881年,中俄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霍尔果斯确立为两国间正式通商口岸。

当时,从阿拉木图到霍尔果斯公路的路况不是太好,汽车也不算好,我们只能不停地赶路。一路上,只停车吃了两顿饭,是路边野餐。晚饭后,汽车还是一刻不停地开,当我们赶到霍尔果斯时,夜已经很深了。

霍尔果斯当时是一个公路口岸,公路两侧很开阔。苏联那边有国门,我们国家这边没国门。他们那边有边防站,有边防军士兵,汽车到了那里,人得下车,经过检查,才能出关。进到我们国家这边,什么都没有,甚至问一句话的人都没有。在苏联那边,一路上都有电灯,进入我们的国境后,到处都是黑暗的,看不见一点灯光。霍尔果斯中苏两边的环境对比,反差的确非常强烈。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苏联有边境有国防,我们是有边境无国防;再就是中苏两国的贫富差距很大啊!

感受虽然是强烈的,但终究踏上了自己国家的大地,可以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和全国人民一起战斗了。就此而言,我的心情也还是很踏实的。

三、初到新疆的工作

(一)建立党中央和新疆三区的“桥梁”——“力群电台”

8月15日凌晨,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到达了伊宁。为了保证我们在伊宁期间的安全,苏联那位副领事安排我和三个报务员住到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新疆三区领导人之一,时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副司令、民族军总指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的家里。记得他家位于当时伊宁诺维古德(今西沙河子斯大林街5巷)一带,房子比较讲究,院子很大,院中栽有果树,还有一块小草坪,家中有电灯和电话。他一家人住在院子里东边的一排大房子,我们四个人被安排住在院子西边的一排小房子。伊斯哈克伯克是民族军(新疆三区的正规武装部队,因成员是新疆少数民族,故称民族军。下属各团、营、连的名称多用组建地点或民族成分来命名。)总指挥,因此他家院子大门外昼夜都有哨兵站岗,院子里也有哨兵,服务人员也都是从民族军里派来的。伊斯哈克伯克派专人为我们做饭,一天三顿把饭菜送到我们的房间。他对我们的热情款待和周到照顾,让我很感动。当时,安排我们住他家,可以说既安全也好保密。

从此开始,我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在新疆展开工作。在伊斯哈克伯克家住下后,苏联驻中国伊宁领事馆有关人员协助我们的报务员在抵达伊宁当天(8月15日)就架设好电台,并顺利接通了北平和莫斯科。电台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给党中央的,内容是:“中央:我们四人于八月十四日下午九时(莫斯科时间)抵伊犁。我与此间负责人尚未接上头,估计明后天当可接上。中央对我的工作有何指示?望即电告。”

第二份电报发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内容和第一份电报相同,只是多了一句话:“今日下午四时已与北平电台取得联络,发去一报”。

我们的电台在伊宁工作一段时间后,9月12日,开始联络彭德怀总司令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内容如下:“彭(德怀)张(宗逊):我台与你台今日开始联络。关于我的工作,希多给指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9月13日,我们的电台都没有和彭总的电台联络上。很快我就去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初期为了保密,有关电报还是请中央转给彭总。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就与彭总的电台直接联系了。

我们的电台一直设在伊宁,从8月15日开通,一直工作到11月22日,前后共计100天。新疆的同志因此也称这部电台为“百日电台”。在此期间,中央的电文中多次称这部电台为“力群台”,后来人们也通称为“力群电台”。

“力群电台”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有150多份,有长有短,有的只有一两句话。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在1989年选出了其中的104份,作为新疆和平解放的一份文献资料,在1990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疆和平解放》一书中公开发表了。

“力群电台”在100天的工作中,在伊宁接触了新疆三区的领导和骨干,在迪化接触了新疆的高层领导如陶峙岳(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包尔汉(即包尔汉·沙赫德拉,维吾尔族。时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等人,以及迪化地下进步组织的负责人。通过各种途径对新疆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有了切实的了解,并向中央及时报告,为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力群电台”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与新疆三区负责人第一次见面

8月15日,电台顺利接通北平的党中央时,我还没和新疆三区领导人接上头。离开莫斯科前,刘少奇和我谈话时,明确作出指示,要我以中共中央名义,口头邀请三区领导人派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电台接通党中央以后,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斟酌,我在16日给党中央发了第二份电报,内容是:“中央:此间出席政协的代表尚未启程,明后天我可以与他们会面。我提议用政协筹备会名义来一正式邀请的电报,由我转交,以示郑重。是否有当,请指示。”

17日上午,我们的电台收到了中央给我的指示:“邓力群同志:十五、十六日两电均悉。(一)望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伊犁负责当局提出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十日左右在北平开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人数为五位,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均有人来,并有一位汉人同来兼做翻译。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书另电告。(二)你应即按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进行工作,向特区(指新疆三区。)负责当局报告情况,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三)前由董老(即董必武。)派去工作的彭长贵(又名彭国安,朝鲜族。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受董必武派遣,化名王南迪,携电台随同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国大”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到迪化,同年3月到达伊宁,负责与中央的电台联络。因所携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接通。)是否已经见到,如遇到,望予以鼓励,并勉其安心工作。”看完中央的电报,我非常高兴,因为下午就要与新疆三区的领导人会面,这下心中有数了。

17日下午,经苏联驻中国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引荐,我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维吾尔族。新疆三区领导人之一,时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伊斯哈克伯克、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新疆三区领导人之一,时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新闻情报处处长。)三人见了面。他们进门以后和我紧紧握手、热烈拥抱。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兴奋、很激动。互致问候和后来的谈话都是由阿巴索夫担任翻译,他的汉语说得很好。

落座之后,依照中央来电指示精神和刘少奇在莫斯科的叮嘱,我先向他们转达了中央对新疆三区的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以及对新疆三区领导人的关怀,接着向他们说明了中央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和这里的政权、军队、团体及其领袖取得联络,把这里和整个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情况、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情况,特别是有关军事行动的敌、我、友各方面情况系统地报告中央。我诚恳地向他们表示,请他们经常给我指示和帮助,并要求他们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日程。

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补充,伊斯哈克伯克话不太多。他们向我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三区,并派人来这里联络,他们感到很兴奋,愿意真诚地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他们还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我完成任务,提供材料并将介绍各方面的负责人和我谈话,阿合买提江还特意表示,这次谈话以后还要和我进行详细、全面的谈话。

(三)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洽派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

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新疆派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根据中央17日上午的来电精神,我以中共中央名义向阿合买提江等人发出邀请,说中央决定新疆派五名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代表出席。我还给他们解释说,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带来正式邀请的文件,请他们原谅。阿合买提江等当即表示,他们以前听到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时就想派人出席,现在中共中央正式邀请,并能够乘此机会去北平向毛主席和中央请示,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主要是他们提问,我来回答。阿合买提江等询问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出席会议的五名代表是全新疆的代表,还是只是新疆三区的代表?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代表?

第二,会议代表去北平的交通问题如何解决?

第三,代表去北平途中和抵达北平后,代表的供给问题如何解决?

第四,代表出发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

第五,代表到北平后,中央会向他们提出哪些问题?他们应向中央及政协会议提些什么问题?

第六,代表出席会议是采取秘密方式还是采取公开方式?

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刘少奇在我离开莫斯科时已经做了明确的指示,我就做了肯定的答复;有的则没预料到,我详细记录下来准备请示党中央。

第一个问题,代表身份和条件。我答复说,五名代表是全新疆的代表。代表中要有新疆七区(指当时仍在国民党新疆当局统治下的迪化、阿克苏、喀什、和阗、焉耆、哈密、莎车七个专区。)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人,少数民族代表四人,五个代表中最好有两至三个是新疆三区负责的领袖,一个汉人代表。至于代表的具体人选请你们自己决定。

第二个问题,交通问题。我答复说,由于时间紧迫,从新疆伊犁到东北满洲里,请苏联有关方面派飞机送,因为其他交通工具如火车已经来不及了。从东北满洲里到北平,由我们派专人、专车迎送。

第三个问题,供给问题。我明确答复说,代表去北平途中和抵达北平后的供给,一切由我们负责,不必带东西去。为什么我要说“不必带东西去”?这是因为他们很客气地对我说,他们很关心供给问题,因为这里的币制和内地不同,但他们可以带相等于货币的东西去。看得出来,我的回答让他们如释重负。

第四个问题,代表行前准备工作。我答复说,请你们带去一切有关材料,以备中央接见时参考。

第五个问题,我答复说,中央向你们提出哪些问题和你们应向中央及政协会议提些什么问题,请等待我请示中央后再答复。

第六个问题,代表公开还是秘密行动问题。按照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出席会议代表的活动应该是公开的,但是阿合买提江等提出这个问题时解释说,他们考虑到新疆三区曾与国民党方面订有和平协定(指1946年1月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新疆三区在迪化签订的11项和平条款),虽然中间双方发生过多次激烈冲突和对立,但他们和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还没有公开决裂,没有在形式上公开废止这个协定,如果代表们公开行动,等于公开、正式在形式上和国民党决裂。他们提出,目前这样做是否适宜?对于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表态,只是做了详细记录,决定请示中央后再答复。

此外,我请他们尽快给我一份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名单及简历,他们提出到北平以后,希望新政协会议能指定一个了解他们民族习惯的人接待,以避免因为民族的隔阂而发生不必要的误会。最后,我们商量在出席会议的五个正式代表之外带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去北平,预计8月20日从伊犁出发。

(四)电告中央和王稼祥同新疆三区负责人见面及新疆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

我和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愉快,交谈也很融洽。他们告别离开以后,我立刻整理谈话记录,并根据记录草拟给党中央和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的电报。

为了迅速向中央报告交谈的情况,我给党中央的电报是在17日分为两封先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主要是报告我们见面的情况和双方谈话内容。在报告新疆三区负责人表示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后,我向党中央请示:“中央首先要我了解什么?请电告。”第二封电报主要是报告我口头邀请新疆派代表出席政协会议后他们的表态以及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我的答复。对于他们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即他们到北平后党中央向他们提出哪些问题、他们应向中央及政协会议提些什么问题和新疆代表公开还是秘密行动问题,我请中央做出指示,并在最后报告说“:他们希望在二十日以前能得到中央的回答”。

17日发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的电报,内容与发给中央的两封电报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更精炼些。

(五)关于赠送礼物的谈话

在同阿合买提江等人的会谈中,我看得出来,他们对能够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特别是能见到毛主席,有机会表达新疆各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敬意,表达新疆各族人民拥护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我和阿合买提江等人8月17日会谈后,18日晚上又继续谈。他们说,依照民族习惯和礼节,到一个新地方应该向当地的亲戚朋友与尊敬的人赠送礼物以示自己的敬意,并问我应当准备什么礼物送给毛主席。我回答道,你们带去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就是最好的礼物,请不要准备别的礼物。阿合买提江说,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贵党领袖一定会把我们带去的新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当作最好的礼物,但抛弃民族的习惯和礼节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不安,此次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见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心里非常高兴,很想留下一个礼物作为永远的纪念。

阿合买提江说完,其他人也这样说,并一再希望我提出送什么礼物为好。我说,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中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尊重各民族的习惯和礼节,既然有必须遵守的民族礼节,自然应当尊重,至于送什么礼物好,我说希望礼物能够带有民族特点。他们很高兴听到我的这个说法,并表示他们将使这个礼物既带有民族特点,又能代表目前民族的心理和要求。

                                                                     (摘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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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陶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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