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英联合声明》  

 2013-04-10   来源:中国网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途程中,《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联合声明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邓小平以他那伟大战略家的气魄,集中全党的智慧,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阻力,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值此香港回归祖国一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对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

  (一)在主权问题上,邓小平立场坚定,寸步不让,迫使英政府放弃“三个条约有效论”,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搬开了第一块绊脚石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的临近,香港的归属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发展经济就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上,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总的趋势是,由对抗走向对话,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邓小平在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谈判历时两年,经过22轮的角逐,最后双方以联合声明的方式,确认英国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归还中国,中国从同一天起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能为英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有关资料统计,70年代香港在英国存放的英磅储备高达90亿英磅,相当于英国全部外债的12%,约占英格兰银行全部黄金和外汇储备的27%,可以说英磅近1 2的支撑力来自香港。英国从香港每年获取的无形贸易(如金融、股市、保险等)收益约合3亿多英磅。驻港英军军费的3 4由香港负担,等于香港替英国养兵,维护它在远东的利益。此外,香港是英联邦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屿的中继站,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①。对于这样一只“会生金蛋的鹅”,英国政府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奉还给中国呢?

  为了维持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面对新界租约即将到期的“大限”,抛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与中国政府相抗衡。1982年7月28日,在英国唐宁街召开的研究香港前途问题的专门会议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先透露了这一立场。她说:“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所有这三个条约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如欲收回整个香港,就必须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修改条约的有关条款,这是唯一的合法途径。”②三个条约,即《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对于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新中国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郑重声明不予承认。因此,英国首相此论一出,一些有识之士立即加以劝阻,但撒切尔夫人却一意孤行。

  英国政府的立场既定,就决心与中国讨价还价。1982年9月23日和24日,撒切尔夫人在分别和中国领导人赵紫阳、邓小平会谈时,软硬兼施,又拉又打,说:“香港是中英良好合作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我注意到,中国观点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关于主权和香港继续繁荣。繁荣依赖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权发生剧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宣布这一点,将必然导致整个资金外流。英国决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无法防止它。香港的崩溃对我们两国都是不光彩的。信心和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我们两国政府就未来香港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这些安排可行并能维持这块殖民地人民的信心;而且如果它们使英国国会感到满意,那时我们就将考虑主权问题。”她强调说:“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任何修订必须以三个条约为根据。”她还恐吓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③

  她不仅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还在北京和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单独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一再宣扬这个论调。她说:“英国是根据过去签订的条约管治香港的,这些条约是有效的”,“是符合国际法的。”④英国政府蛮横而又傲慢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领导人的反对。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她的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他首先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他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理的观点,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之所以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订我们在十五年中和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变革香港的行政管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恐吓,邓小平说:“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他指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他还针对撒切尔夫人讲的关于外资会撤走的问题,说:“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⑤

  邓小平的话,虽然没有立即改变撒切尔夫人及其政府官员的顽固立场,但却给他们的心境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就是邓小平“非常执着”,“不为所动”。我感到“颐和”这个名称“绝不能用来描述我这次远东之行”。⑥

  1983年3月,英驻华大使柯利达打听到中国方面准备将关于香港前途的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消息后,担心中国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急忙飞回伦敦,建议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总理写一封信,表示只要两国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很快就收到了这封信。信中写道:“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够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又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⑦至此,中英两国关于主权问题之争告一段落,接下来又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较量。

  (二)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战略,并制定一整套方针政策,击退了英政府抛出的“用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将谈判纳入中国方案的轨道1983年7月12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正式会谈如期举行。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会谈议程,开始磋商1997年后为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而作的安排。

  会谈一开始,双方就香港的安排陈述了各自的意见。中方的方案共12条,亦称“十二条”方针。它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二、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三、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四、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警务人员可予留任。特别行政区各机构也可聘请英国及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五、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受法律保护。六、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七、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八、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九、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将得到照顾。十、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十一、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十二、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50年不变。⑧

  这个方案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独特、创新、务实、智慧等特点。它具体体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且是在邓小平关怀和指导下制订出来的。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根据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从中国实际、香港现状和英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并把他在解决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上所形成的新思路、新方法,运用到解决香港问题上,经过多次调查和深入思考,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

  为了使“一国两制”构想具体化和制度化,邓小平开始着手制订香港回归祖国后对港实行的基本政策。1981年初,他指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⑨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有关部门立即投入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并在广泛听取香港同胞的意见之后,制订出了我国政府的对港“十二条”方针。1983年4月4日,邓小平在最后修改稿上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10]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这一方案。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十二条”可以作为谈判的根据。又说:谈判可能谈好,因为我们的政策够宽大的了。[11]

  对于这个宽大政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曾称赞它是“最有天才的创造”,但在当时并没有被英方所接受。他们指责说:“中国的方案只是一种信念和希望,是‘乌托邦’”。又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香港不变化,是令人怀疑的。”他们抛出一个“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与中方相对抗。英方认为:“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管理作用,并使社会主义的大陆同资本主义的香港隔离和绝缘”。“要使这一点为中国接受,英国就得接受中国对整个香港的主权。”[12]由于双方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经过三轮会谈,未取得丝毫进展,谈判陷入僵局。

  谈判陷入僵局,着急的是英方。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主动提出访华,以调解双边关系。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希思时说: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日要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对哪一家更好。他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13]

  邓小平的话,无疑又给英国政府施加了一层压力。加上此时香港的金融发生动荡,英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让步。1983年10月14日,柯利达自伦敦返回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撒切尔夫人的口信。口信说:英方已在谈判中表明,继续英国的管治是使香港持续稳定和繁荣的最好和最可靠的基础,但是,中方持有不同看法。英方认为,对抗不利于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共同目的,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有在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才能确保香港的未来。口信建议由双方代表讨论可以设想出哪些其他有效办法来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并进一步探讨中方的意见,看看英中双方能否在中国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一起作出对香港人民具有持久价值的安排。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商定确保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安排,英国政府准备向议会提交一项载明这些安排的双边协定,并尽最大努力促进这些安排的实行和贯彻。[14]

  撒切尔夫人的口信,表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从而排除了会谈中的第二大障碍,将旷日持久的谈判纳入中方方案的轨道。

  (三)邓小平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态度,排除最后障碍,中英谈判圆满结束自从英国政府改弦更张,采取明智态度之后,谈判出现了转机并有加速进行之势。双方谈判代表围绕中国的十二条方针政策,就香港未来的法律制度、财政制度、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与教育、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公务员制度、防务与治安、宪制安排和政府结构、民航、国籍、旅行证件、土地契约以及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签署的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又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使谈判无法进展。这两个问题就是“九七”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和13年后过渡期要不要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英方的观点是: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但是,只有当香港受到外来侵略的临时和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驻军的实际需要;如果中国要派军队去,不仅违背中方“九七”后中央不派人去的承诺,而且对港人信心和国际上对特别行政区的信心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还提出,香港要在原来的警察之外,再建立一支“内部治安部队”,以维护日常治安。上述观点,说穿了就是有意削弱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给会谈制造障碍。

  对此,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1984年4月18日,邓小平会见英外交大臣杰弗里 豪时说:1997年后,我们要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收回了主权,更大的好处是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15]

  同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针对5月2日香港《明报》刊登的“九七”后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的报道,当着许多香港记者的面说:我要在这里辟谣,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是胡说八道!这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连这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16]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香港报纸一公布,立即引起英国政府的“关切”。英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所作的几点说明中,再次明确肯定“中国有权驻军”,只是“希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目前的立场是否最有利于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17]

  后来,经过双方的进一步磋商,达成如下协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央人民政府派驻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并写进了作为联合声明附件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使问题得以解决。

  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是由中国政府提出来的。在讨论后过渡期香港的安排问题时,中方认为,后过渡期长达13年,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协商中英协议的执行情况,磋商政权的顺利移交等等,因此有必要在香港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具体办理日常事宜。它的名称叫“中英联合小组”。它的职责是:就《联合声明》的实施进行磋商;讨论与1997年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事宜;就双方商定的事项交换情况并进行磋商。这个问题一提出,就遭到英方的反对。他们认为,截止1997年6月底,负责管理香港的仍然是英国。如果在香港成立一个联合小组,就会造成中国要从内地派人去香港,与英国“共管”香港的印象,并会影响到香港居民的信心。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为打破僵局,邓小平在4月18日会见杰弗里 豪时强调指出:必须看到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双方合作。既然双方都同意“九七”前由英国负责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同时,中方的建议又明确规定,联合小组的性质是联络而不是权力机构,它不干预港英当局的日常行政事务,那就不会造成“共管”的印象。邓小平最后提出,联合小组设在香港,协议上就这样写。但可以在北京、伦敦、香港三地开会。[18] 杰弗里 豪表示,愿意建设性地考虑邓小平提出的建议。

  1984年7月,杰弗里 豪再次访京时,带来了英政府关于联合小组问题的对案。对案对联合小组的性质、职责、任务、第一阶段考虑什么、第二阶段考虑什么等,做出了详尽规定,并将小组的名称改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友好合作态度表示欢迎,并趁着豪在京期间,以英方的对案为基础,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征得豪的同意后,达成一致意见。横在中英会谈中最后一项议程上的障碍被排除了,两国政府领导人都很高兴。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刚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就会见了豪。说:豪外交大臣同中国领导人谈得很好,效果也很好,值得祝贺。[19]

  此后,经过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1984年9月17日,双方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谈判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一个主体,三个附件。一个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三个附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至此,长达两年的中英谈判圆满结束。

  (四)邓小平畅谈“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协议达成后,经过两国代表的草签,剩下的事情就是正式签署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签字前,邓小平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邓小平说:“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撒切尔夫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评价。她说: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她特别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她接着问,为什么“一国两制”政策要保持不变呢?邓小平回答:“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20]撒切尔夫人感到,邓小平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谈保持香港制度不变和繁荣稳定,确实是可信的,是现实主义的。

  当天下午6时整,《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开始。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联合声明》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互相交换了文本。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香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得以解决,香港的前途完全明朗化,不但“九七”后回归祖国,而且在“港人治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方针政策指引下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并为解决台湾、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榜样。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笼罩在中英关系上的阴影得以消除,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并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范例。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一国两制”构想,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也为英国人所接受,是世纪的创举,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

  总之,《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正像撒切尔夫人所说,“在香港生活中,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中国和英国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谈判成功呢?邓小平对此作了精辟论述。他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21]

  注 释:

  ①张学仁、陈宁生:《香港百年》,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②③⑦[19]王红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118、124、140页。

  ④⑥⑧⑨[10][11][12][13][14][15][16][17][18]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9、88、100~101、66、102、102、107、110、115、139、140、140、135~136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15页。

  [20][21]《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5、31页。

 
[责任编辑:李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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