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年(三)  

 2017-01-20   昆仑网   


 

七、建党建政

(一)返回迪化

1949年11月12日,王震司令员来到伊宁,同赛福鼎和我见了面。我向王震详细汇报了三区革命的历史、现状和三区领导人的主要情况。王震则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进疆一路的情况,并告诉我,中央决定留我在新疆工作。他说:你来新疆已有数月,对上层领导有很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新疆复杂的问题也有一定的认识,你留在新疆工作,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他接着说:新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只要我们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地进行社会改革,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我们就能站住脚,打开局面。

王震和我一起,同赛福鼎交谈了成立省政府以及人员安排的意见。在谈话中,还涉及到将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22兵团、民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军、派一个师去南疆、派一个团进驻迪化等重大事宜。

在此期间,我还陪同王震会见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到边境会见了苏联的边防司令。王震到伊宁以前,阿里斯托夫曾向我建议,把省政府搬到伊犁,并动员一些民族干部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建议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以前,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王震在伊宁亲自参加了纪念三区革命5周年大会,到阿合买提江等遇难烈士家里进行慰问,找各界人士谈话,作调查研究。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先期返回迪化。又过了几天,我于11月22日同赛福鼎一起回到迪化。至此,我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任务。

(二)建立人民政权

1949年10月12日,还在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途中,党中央即指示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和我为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力群、饶正锡为分局常委。

我从伊宁返回迪化后,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还兼任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罗立韵分配在宣传部工作。三个报务员,即段恒德、李东祥、王乃静分配到军区机要处,转年2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被调回莫斯科,交王稼祥大使另行分配工作。此外,我把我从伊宁带到迪化的三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锡华、李泰玉、彭长贵3人介绍到分局组织部,由分局组织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这时,郁文也带了一批新闻干部到了迪化,接管了新疆日报社,由我兼任报社社长,郁文任副社长,兼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分局宣传部还有一位副部长,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寒冰。

11月27日,彭老总和张治中奉毛主席的指示飞抵迪化,召开了各界协商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驻军的代表和迪化民主人士共三十多人。彭老总在会上说:新疆已和平解放,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一切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必须在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经过历时11天的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讨论方案和深入协商人选之后,按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原则,确定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一致通过了改组新疆省政府、整编军队、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等三个问题的方案,尔后报经政务院第十一次例会批准。

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2月17日这天正式成立。包尔汉任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刘孟纯任秘书长。另有28人出任省人民政府委员。这些委员是王震、王恩茂、卡尤木伯克(维吾尔族,三区)、列斯肯(俄罗斯族,民族军)、阿不都拉·艾尼(维吾尔族,民族军)、安尼瓦尔·贾库林(哈萨克族,三区)、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新盟”)、艾斯海提(塔塔尔族,“新盟”)、阿不都克日木汗·买合苏木(维吾尔族,七区)、辛兰亭、伊不拉音·吐尔地(维吾尔族,“新盟”)、屈武(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起义人员)、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三区)、阿不力孜·木合买提(维吾尔族,七区)、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维吾尔族,“新盟”)、禹占林(回族,七区,战斗社)、徐立清、涂治(七区,战斗社)、陶峙岳(国民党新疆部队起义人员)、舒慕同(锡伯族,民族军)、买合苏提阿洪(维吾尔族,七区)、买买提·艾沙(柯尔克孜族,七区)、达夏甫·明珠里约夫(蒙古族,三区)、刘孟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起义人员)、邓力群、阿不都海依尔·吐烈(哈萨克族,三区)、韩有文(撒拉族,国民党新疆部队起义人员)。

这个名单是由王震、我和分局的同志分头去做工作,反复商量后产生的。酝酿产生省人民政府委员,这是一个细致、周到的工作。应该讲这件事做得很成功,组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促进了广泛的民族团结。

省人民政府成立的当日,举行了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包尔汉主席主持,一致通过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以下简称《施政方针》)。包尔汉在会上致词说:省人民政府的成立和通过的施政方针,为全疆人民期待已久的福音,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胜利。中央人民政府及全疆人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最大的荣幸。赛福鼎副主席也在讲话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疆人民有充分信心,把落后的新疆建设成先进的新疆。

早在酝酿省人民政府委员人选时,彭老总就叫我起草省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后经他和王震修改,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于1950年1月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次政务会议批准后颁布实施。《施政方针》共10条,它是根据《共同纲领》,结合新疆的具体情况,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制定的。在我起草《施政方针》时,彭老总特别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要彻底实行民族政策;二是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改革;三是公务人员必须在思想观点和作风上来一番改造。

《施政方针》中的一些内容,在《共同纲领》的原则下,结合新疆的情况更加具体化了。譬如《共同纲领》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就向彭老总建议:结合新疆情况,最好再加上一条,即“反对大土耳其主义”。彭老总完全同意,因此,在《施政方针》中增加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倡导的大土耳其主义”的内容。又譬如《共同纲领》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根据新疆具体情况,《施政方针》增加了“宗教不得干涉司法行政”的内容,等等。《施政方针》公布后,成为新疆各级政权和各族人民的工作准则和行动纲领,对新疆解放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我们再次重温《施政方针》时,仍能感受到它的强烈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彭老总在迪化期间,除了在会上见面外,还同我有过多次交谈。在交谈中,他对我讲了新疆分局领导成员组成所根据的原则、讲了在新疆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饶正锡等几位领导人的优点和缺点,要我同他们搞好团结。这个期间,我陪他去过苏联驻中国迪化领事馆两次,一次是礼节性的,另一次是谈成立省政府、改组国民党军队的方案。

记得有一天,彭老总在迪化观看话剧《刘胡兰》,由于导演修改了剧本原有的情节,在舞台上出现了群众打死那个杀害刘胡兰烈士的被俘军官的场面。彭老总看了很生气。演出结束后,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这是违反党的俘虏政策,是不符合事实的,责令他们立即改正。

新疆和平解放后,包尔汉的政治态度非常明朗。他多次表示:新疆的一切问题都听从中央的安排,全力支持新疆分局的工作。包尔汉的思想也很敏锐,他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新疆是各族人民的新疆,中国是各族人民的中国。同时,包尔汉与彭德怀、王震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因此,由他来担任省政府的主席,是完全合适和称职的。

1949年年底,新疆各地面临着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的紧迫任务。部队到达南北疆各地后,立即根据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决定,采取“包干制”形式开展地方工作,也就是说,部队驻防哪个地区,就对哪个地区的地方工作负完全责任。当时,新疆划为迪化、喀什、伊犁3个大区,由二军、六军和五军党委分别兼喀什、迪化和伊犁区党委的工作。此后,新疆军区陆续抽调干部初步组建了全疆3个大区党委、10个地委、80个县委机构和500多个区委,重新任命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同时还废除了千户长、百户长等封建制度。自上而下地初步建立了专区、县(市)和区、乡人民政府,使政权产生了质的变化,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

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兼任文教委员会主任,郁文和伊不拉音·吐尔地、安尼瓦尔·汗巴巴两位少数民族干部为副主任;同时,我还兼任外事委员会主任,刘护平、舒慕同为副主任。这个时期,我的职务很多,大致有七八个,除了新疆分局常委、分局秘书长、分局宣传部部长、研究室主任、外事处处长、省政府文教委和外事委主任外,还兼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广播电台台长等。虽然很多是挂名的,但终究不能一点都不过问。当然,我的工作重点还是在新疆分局。

(三)发展第一批党员

我们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建立以后,从组织工作上讲,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发展和壮大革命队伍。王震十分重视这件事,强调首先要做好发展新疆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入党工作。他提出,由于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新疆开展工作多年,在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以及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过程中,影响、教育和培养出一批有一定觉悟的骨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可以有步骤地分批地吸收他们入党。新疆分局成立后,他又指出,无论在三区还是七区的干部中,都有一批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这些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历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因此,可以采取“破格”的办法吸收他们入党。他所说的“破格”,一是不要候补期;二是入党后可以直接进入党政的各级领导机构。

王震提出的这个颇有胆略的意见,报告中央后,很快得到了同意。新疆分局决定,这项工作先从分局开始,然后是几个区党委,再后是地委、县委,都要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到党内来。王震从伊犁回到迪化后又提出,对有入党要求的民族领袖,我们要尽快吸收,尽快办手续,最好赶在1949年年底把手续办完,这样,他们就能够多一年党龄。王震让我提供了一个名单。这样,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终于在1949年年底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吸收了包尔汉、赛福鼎等15人为第一批党员。他们当中既有维吾尔、哈萨克、汉、蒙古等新疆人口较多的民族,也有锡伯、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新疆人口较少的民族。包尔汉由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入党,赛福鼎由王震和我介绍入党。赛福鼎在新疆和平解放后不久,就在北京向毛主席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毛主席很快于10月23日做出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他们入党以后,没有候补期,随后经西北局批准,包、赛成为分局委员,参与了分局的领导工作。

1949年12月30日,新疆分局为包尔汉、赛福鼎等新入党的同志在分局西大楼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王震亲自带领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成为当时新疆的骨干力量,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改编起义部队

1950年春,在王震的领导下,抽调大批干部,开展了整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新疆起义部队的人数很多,达八万之众,整编改造他们至为重要。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派李铨、张仲瀚等一批优秀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工作。他们去了以后,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处处以身作则,把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带到起义部队,深入进行了路线、方针、宗旨的教育,发动起义官兵,开展了诉苦、民主运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制度。经过党的教育,起义官兵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完全站到了人民一边。

1950年9月25日,在新疆和平解放一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这支由起义官兵整编而来的部队“八一”军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由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正式编入我军序列。

应该指出,在对新疆起义部队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张治中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他对起义官兵所作《怎样改造?》的长篇讲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个讲话中,他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变化,对起义部队改造的必要性和如何改造,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起义部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新疆起义部队发生了质的变化,改变了旧的思想、旧的制度、旧的作风,建立了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作风,开始成为保卫和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后来,22兵团整建制地留在新疆就地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部分,一直坚持到今天,这在全国都是唯一的一个。陶峙岳这个人不仅在和平解放新疆立了功,和平建设方面,在全国所有起义将领里,也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不要忘记他为解放、建设和保卫新疆做出的贡献。

(五)大办干部训练班

1949年11月14日,毛主席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发出了指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要求新疆在三年内培养出一万名左右既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王震亲自任分局干校的校长,让我抓日常工作。学员主要从少数民族中招收,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等教育,消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影响,培养各族人民的革命干部。

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他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

这次兴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都要办,军队、机关团体、各行各业都要大办,时间长短不一。计划安排是:分局办的每期招收1000人,训练期为一年;区党委办的每期招收300至500人,训练期为四个月至半年;地委办的每期招收100至150人,训练期为二至三个月;县委办的每期30至50人,时间一个半月。按此计划,就能完成毛主席提出的三年培养一万名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果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民族干部已达到3600多人。在办干训班的过程中,我经常到班上讲课,和大家一起学习。讲课的主要内容,是讲党的历史、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如何尽快地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

当时,为了满足建立地方党委和地方政权的需要,需要补充大量的干部。干部的来源一方面是从进疆人民解放军中抽调,另一方面则是从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中提拔。这些同志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锻炼,表现好的则被吸收入党入团。就这样,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就成长起来了,这是新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经过训练班培养的民族干部,成为在各条战线上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骨干。为了使新疆无产阶级迅速成长,使我们党在新疆有阶级基础,使我们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有不竭的源泉,王震认为光大办干部训练班还不够,还要大办工业,让新疆少数民族尽快拥有自己的工人队伍。我很赞同和支持他的这一主张。从今天来看,在新疆大办工业,让尽可能多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进工厂上班,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有件事值得一提。1950年7月,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一份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征求新疆方面的意见。在伊宁召开的51人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在极少数坏人煽动下,许多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的参会人员反对这个草案,说起码要像苏联一样,在新疆搞加盟共和国,最差也要搞自治共和国,人民解放军撤回关内去。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新疆分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对这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深入批评。经过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同党站在一个立场上,用刚刚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析批判这些错误主张,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从而使扩大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良好效果,保证了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酝酿工作顺利健康地进行。

(六)剿灭顽匪

1950年3月,乌斯满同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时任哈密专员)相勾结,纠集反动势力和散兵游勇6000余人,发动武装叛乱。他们裹胁了草原上的一些哈萨克部落,袭击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城镇,劫掠烧杀,无恶不作,并企图攻占哈密和迪化。叛乱发生后,苏联同志曾向王震提出,愿意支援人民解放军剿匪,但王震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答复苏联同志:请你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我们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

在王震为首的新疆军区的领导下,驻疆人民解放军对乌斯满匪帮采取了猛打猛追和坚决消灭的方针。与此同时,根据被裹胁参加叛乱的哈萨克部落的实际情况,王震还制定了积极争取、分化瓦解的政策。采取这些政策后,被裹胁的绝大部分群众,包括一些部落的头头,很快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乌斯满被彻底孤立,只剩下几百人,逃到了山区。1951年2月19日,在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祁连山海子地区,我军骑兵大队活捉了乌斯满。不久以后,就在迪化公审枪决了这个匪首。至1952年10月,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巩固了地方的社会治安,巩固了祖国的神圣边防。

八、再访苏联

(一)见到斯大林

1949年12月和次年1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率团访苏,与斯大林商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双方经济合作问题。因双方的经济合作涉及新疆有关项目,需要新疆派人去莫斯科参与贸易谈判,于是,1950年1月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谈到:“新疆贸易谈判代表包尔汉主席因本月中旬需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开会,故改为邓力群带三人并约同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表同去……,他们在新疆等候,20号后由新疆乘飞机到阿拉木图,经苏联同意后赴莫斯科。”1950年2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新疆分局,由赛福鼎和我一起去莫斯科,参加中苏贸易谈判。这是继1949年之后,我再次访问苏联。同行的有马寒冰、陈锡华,还有一个曾负责新疆三区财经工作,当时任省财经委员会计划室主任的乌孜别克族同志,名叫波拉提·阿力米。分局叫我们带上拟请苏联设计的建设项目的意见,以及从苏联进口一些棉织品、日用品的订货单。

抵达莫斯科后,我们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斯大林。那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答谢宴会,招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领导人。斯大林应邀前来赴宴。据朋友们讲,这是斯大林战后第一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到外面参加宴会。我们听说后,都等着看他。他来到宴会厅后,在主宾席上和毛主席、周总理互相祝酒。斯大林的个子不高,红光满面。我不懂俄文,听不懂他讲的话。陈锡华给我翻译成汉语时,由于人很多,声音嘈杂,也听不太清楚。但不管怎样,总算亲眼见到了斯大林,并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感到高兴。

(二)贸易谈判

在毛主席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中,毛主席就提出了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为了做好贸易谈判的准备,我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向他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的报告。在报告的最后,我提出:“总结以上一切情况,目前新疆财政金融问题的解决,起决定作用的为:(1)中央的补助;(2)对苏贸易;(3)全疆财政的统一;(4)税收的整理。这种主要依靠中央的补助解决财政的办法,在目前是迫不得已的,将来是亟须改变的,应当改变的,而且也是可能改变的。

这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发动和组织20万军队进行生产,使20万大军成为生产的劳动大军。王震同志的计划,今年部分自给,明年即可全部自给,到那时就可不要中央那样大力来补助了,新疆的财政面貌也必将为之改观了。”这份报告使周总理对新疆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来莫斯科前,已商定了拟请苏方帮助的项目,准备在谈判时提出来。周总理要我们参加这些项目的谈判,并把苏方起草的协议(中文译本)交给我们,让我们提意见。我当时觉得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老大哥嘛,因此也就没提什么意见。赛福鼎也没有提。过了几天,周总理把我和赛福鼎找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作为中共党员,你们不仅要考虑苏联怎么办,还要考虑我们怎么办,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既要相互尊重,也要相互平等,不能不动脑筋。周总理的这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

后来,经过反复谈判,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三个与新疆有关的协议,即:《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协定签署后,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虽分别直属政务院燃料部和重工业部,但其工业产品主要供应新疆,有力地支援了新疆的经济建设,为发展新疆石油工业和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打下了基础。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成立后,开辟了由苏联阿拉木图经中国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到北京的航线,极大地方便了交通落后的新疆同内地和国外的往来。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断多年的对苏贸易得以恢复,重新开放了霍尔果斯、吐尔嗄特、巴克图和吉木乃等边境口岸,为新疆对苏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这次在莫斯科,我和赛福鼎有幸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50年2月初,毛主席要离开苏联回国了,他把我和赛福鼎找去谈了一次话,实际上是对赛福鼎做工作。毛主席说:我们汉族统治阶级过去在历史上欺压新疆的少数民族,欠了新疆人民的账;共产党、解放军来到新疆,就要替我们的祖宗向新疆人民还账,要多给新疆人民做好事,这是第一个意见。

毛主席又说:王震这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合作、团结、共事,这是第二个意见。

第三,所有到新疆工作的党、军队的汉族干部,如果你们认为谁有错误,你们有意见,可随时向中央报告。毛主席还要我把这三点意见,报告给王震。回到新疆后,我按照主席的指示,向王震作了汇报。

1950年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开会期间,毛主席在家里接见包尔汉、赛福鼎。这次我也参加了。吃饭时,赛福鼎说了几句恭维我的话。他说:力群同志到新疆,把共产主义的种子,带到了新疆。毛主席说:你这话不对,新疆早就有共产主义的种子。确切地说,是邓力群去了之后,把你们同中央联系起来了。主席讲的话完全切合新疆实际。新疆和平解放前,陈云、邓发、滕代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共产党员都曾在新疆工作过,在那里培养干部,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团体,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出了一批共产主义分子,阿巴索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苏联期间,我们参观了工厂、集体农庄和学校、博物馆等,收获很大。后经塔什干、阿拉木图,于1950年4月回到新疆。

(四)运回和安葬阿合买提江等烈士遗体

在苏联期间,苏方通知我们这些从新疆来的同志,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遗体找到了,现已从苏联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运出并作了整形和防腐处理,如果我们同意,这次回国就可以带回新疆去。为此,我们专门请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应该运回去,运回新疆安葬。你们要为他们修建陵墓。要让新疆人民和全国人民都记住和怀念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我们从莫斯科回新疆时在阿拉木图做了停留,苏联有关部门已将烈士们遗体运到这里等着我们,在阿拉木图和我们进行了交接。我们坐苏联飞机从阿拉木图飞伊宁,另一架苏联飞机把烈士遗体从阿拉木图空运到伊宁。烈士遗体都装在水晶棺中,棺内放有防腐药品。

4月16日,由3万多人参加的阿合买提江等烈士遗体公祭安葬仪式在伊宁举行。王震、包尔汉、赛福鼎等专程从迪化赶到伊宁参加,正在伊犁蹲点的分局副书记徐立清也参加了。他们4个人先后讲了话。我也出席了这个仪式,但没有讲话。仪式后,我们将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伊宁市东买里(今伊犁州党校),并将迪化和伊宁的两条街道分别命名为阿合买提江路,以示纪念。由于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烈士的家和家人都在承化,他又一直生活工作在那里,应他家人的要求,派专人将他的遗体从伊宁护送回承化安葬。第二天,王震带着我们又到阿合买提江等烈士家中慰问。

第二年的9月5日,包尔汉、高锦纯、赛福鼎和我又从迪化赶到伊宁,代表分局、省人民政府出席阿合买提江等烈士殉难一周年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包尔汉、赛福鼎和我都讲了话。

1959年7月,在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自治区人民政府又拨专款在伊宁市人民公园内为阿合买提江等烈士专门修建了新墓和陵园,将烈士遗体移葬到那里,同时还修建了一座纪念塔,用汉文和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把毛主席撰写的碑文镌刻在上边。


(摘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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